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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边小城会泽:铜锭撑起中国最早的金融城市
[ 编辑:网事如风 | 时间:2011-11-17 12:33:22 | 浏览:10606次 | 来源:人民网 | 作者: ]
   中国最早的金融城市是哪里?一般人想不到,居然会是西南崇山峻岭深处的会泽。

  会泽是铜运的起点,也是古东川府首府。整个东川府包含今天会泽、东川、巧家三县区,是滇铜最大的集散地和铸币以及铜产品加工中心。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说:“然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曾经流行过的说法是:只要滇东北的银和铜三个月运不出来,大清国就要陷入经济危机。可见国之倚重。

  三千年铜文脉

  三星堆出土的三千多年前的青铜器物,惊艳绝世。以致蜀中兴起西来文明传说,认为巴蜀文明是一种远远优先于中原黄河文明的更古老文明形态。一说是来自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的传承,并进而得出其是中原的文明二传手,颇有自负的底子。

  后来更是有人“考证”出文明传承自古埃及,还有人考证出是传承自外星人,因为三星堆的文明样式中土所无,世间罕匹,是外星文明在地球的呈样。

  但科学的检测,无情打碎了这些狂想。对三星堆青铜器的多种检测手段中,铅同位数分析就好似检验矿物的“指纹”,追踪矿物原料来源,都检出了符合产自滇东北东川府产铜的矿物含量比—专家研究发现:三星堆青铜器中的铅是高放射性成因异常铅,这种铜矿的铅只有一个来源,即云南古东川府,今滇东北会泽地区。原材料的来源反向证明巴蜀文明并不是西来的产物,而是本土固有文明的发展积累进步。

  古诗里说的子规杜宇啼血,说的是来自滇东北昭通曲靖一带的杜宇王朝治蜀,被巴人赶走,失国后的悲愤,三星堆的铜进入成都平原,与铜产地势力的进入有直接联系。

  据朱炳泉、金正耀等国际著名的铅同位素专家研究认为:三星堆铜料、安阳殷墟妇好墓部分铜料所含铅的同位素比值全国只有永善和巧家的铅比值与之匹配。这说明这两处的铜料来自铜矿开采最早的云南东川府的堂琅金属矿带区域。

  从川西北的龙门山、大渡河往下到广汉三星堆,再到云南、越南等地,最终沿海路直抵南亚、西亚。南丝绸之路发现的青铜器,都表现出相同的文化特征。

  越南国家博物馆几年前曾拿着该国出土的青铜器,到三星堆比对作文化认归,器物上的巴蜀图语完全一致,金属成分检测也来自东川铜,再次证明了记者对巴文化多年追踪的一个发现:即秦灭蜀开明王朝(王族是巴人宗族,所谓巴人治蜀)后,一个王子逃到越南建立了安阳国(又称瓯洛国)。秦始皇灭百越时安阳国亡国,秦末时又再复国,并逐渐征服了红河平原,建立起越南的第二个封建王朝新蜀朝,首帝称为蜀泮。新蜀朝后为南越王赵佗所灭。

  三国两晋时,东川府的冶炼师们首次提炼出了金属镍,并与铜混熔形成白铜合金。公元3世纪典籍记载的堂琅山“白铜”是世界上最早关于“白铜”的记载,比西方早15个世纪以上。

  西汉时,此地的“朱提银”因质地优良而闻名天下;东汉时,“堂琅铜冼”已流通天下。而那时的铜币铸造里,滇铜已经占了很高比例,滇铜影响国运已露端倪。

  铜运古道早过茶马古道

  西南除了众所周知的南方丝绸古道外,商周时期就存在了一条铜运古道,比名满天下的茶马古道要早上两千年之久。

  后来的铜运古道派生出许多条,其路径一由东川府过昭通到宜宾(僰道,又称五尺道)、泸州,沿长江下重庆到汉口,再到扬州转进运河,北上天津通州进入京师。途经今十余省市,行程超万里,堪称万里铜运古道。

  其二由旱路经湘鄂进入商朝的都城朝歌。也长达数千里路途。

  其三由宜宾到成都平原,再越秦岭到关中。这是秦汉都城在长安时开辟的重要铜运通道。

  当年南铜北运的运距之长、运量之大、持续时间之久,在世界古代史上也属罕见。

  那时的铜运起点,就在古东川府首府会泽。离会泽县城不到三十公里的娜姑镇白雾村,便是万里京运的第一站。2005年,白雾村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云南仅此一处。

  马帮转运贸易是云南近代工商资本的基础,广阔的活动范围覆盖云南全省,各地所有商品流通,几乎全仰仗于马帮。光京铜北运,一年就需三万匹骡马以上,很多险段连骡马都过不去,就得靠人背过去再马驮。背夫的数量远远超过骡马数。

  当年这条主道上的商贸之兴,到了什么程度呢?光会泽到宜宾这条铜运商道上,据西人鲍宣所著《中国西南游》记载:老鸦滩关(盐津渡),每年净收关银达24万两。

  会泽地处牛栏江、小江和金沙江汇流处,因名。这一带的峡谷里,竟有三条秦汉时期即可归为国道的银铜古道。

  东川府包含今天会泽、东川、巧家三县区,是滇铜最大的集散中心和铸币中心以及铜产品加工中心。汉初属犍为郡,名堂琅县,后名恭州地、唐兴县;也曾是夜郎国中心地带和发祥地,唐代入南诏国版图。

  明清之际东川府曾先后归属四川和云南两省。明初洪武十七年(1384)由云南划归四川布政司管辖,清雍正4年(1726)改隶云南,在川342年。

  清时置四乡八里,后改一县(会泽)一厅(巧家),民国隶省第二区(曲靖),会泽改东川县名,1927年复会泽名,1948-1958年,改隶昭通管辖。后又再划归曲靖。

  因三千年的铜底蕴,会泽有极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地理位置优势。乌蒙山系主峰地带的会泽,地缘上处云南与中原文明接近地带,丰富矿藏如梧桐引来无数外省凤凰栖居,自秦汉以来,处夜郎文化、古滇文化和邛都文化三大区域文明中心交汇地带,有十分明显的节点性。唐初又处于爨文化与南诏文化中间带,而到了大理国崛起,滇东北的东川会泽又处于它鞭长莫及区位上。

  因此会泽形成了多元特殊属性,社会既开放又封闭。经济上包含了采集、游耕、农耕、资本主义早期萌芽、工业、商业、马帮等类型。会泽地区和今天提倡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相反,那时属于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经济兴旺带来了文化的兴盛。那时的古城,客栈、酒楼、妓院、赌馆,文武百官、富商巨贾、贩夫走卒、矿工匠人络绎于道。

  铜旺火红耀边城

  东川府原为彝族聚居区,唐代南诏北侵入川掳数万汉人归,这是有史料记载的汉族进入。清中官方推出了“铜本制”,即为鼓励生产,先多从外省移民,以补人工的不足,厂家和矿民可由官府预借发放生产所用启动金,官方制定铜价,预放铜本,督民采炼,所产之铜由官储编制收购再折回所放铜本。有如现在的银行重点扶持企业发放的无息贷款。这样,很快就迎来北方多省的人丁,把采矿冶炼行业红红火火做起来了。

  因矿冶的兴盛,外来移民剧增,乾隆时期,矿山工人即达到20万人以上;因此有人说,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也是诞生在会泽。而自古产业工人聚集的地方,往往是起事的地方,明清之际都严防矿工结社,甚至限制矿山冶炼非允许的其他金属,以防产生武器谋叛。

  饶是如此防范,清咸丰时不到9年的时间,产业工人先后爆发了6次反清起义,与正席卷东南的太平天国运动遥相呼应。因为这种反叛的传统,后来的云南“重九起义”和护国讨袁运动中,主力都有会泽人唐继尧、黄毓英、邓泰中的身影。会泽人由开化之先到觉醒维权,再走向追求民主政治。

  那时官府派人驻厂,除负责维稳盯防外,还负责发放“铜本”(无息生产贷款),生产其他一概不管,是由“七长系统”实现开采冶炼生产,这“七长”是客长、硐长、炉长、炭长、镶长、课长、锅头,生产各司其职,组织井然有序。

  产业发展到后来,自发形成民间的资本形式,同治十三年,在会泽成立了“东川矿务股份公司”,为云南最早集聚商股、实行资本组织形式的地区。招商时投资的竟有唐继尧(会泽人,1万银元),蔡锷(3600银元)等地方大员。

  至今东川还存不少清代铜矿,以金沙江边会块乡建于雍正年的茂麓厂冶铜遗址最为著名,1993年就被公布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遗址现存炼炉、矿硐、矿工居住遗址、炼碴堆积等。年产铜600万斤,清代京铜主要来自这里。

  汤丹镇菜园村西老明槽铜矿遗址,分布大小矿硐1000余座,残存露天采矿场及洗矿池10余处,炼铜炉基3座,附近矿渣堆积面积约1000平方米,是东川古铜矿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因民镇炉墩村西有狮子头清代矿冶遗址,残存矿硐6处,其中一个大硐号称“万人硐”。因民镇大箐村东是大箐山清代铜矿遗址,现存矿硐3处,冶铜址一处。

  铜锭撑起清帝国

  中国最早的金融城市是哪里?一般人想不到,居然会是西南崇山峻岭深处的会泽。

  早在汉代之前,东川会泽的朱提银和堂琅铜就名扬九州,因为几千年中国实行的是金铜辅助的“银本位”货币制度。东川矿带产铜、银、铅等,银的出产量很大。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天历元年(1328)全国岁课银1548锭(每锭50两),云南产的岁课银有735锭,占全国岁课银总数的48%。

  这充分说明自南诏到元明时期冶银手段技术多样化后,不光是云铜居全国之首,云银也执牛首。而云铜云银大部分产地,都来自东川府。开采冶银的矿藏中伴生有含量很高的铅锌,古人采的又多是富矿,今天这些矿渣再成高品位宝物。地质调查显示,古人冶银留下了90多万吨的矿渣堆积。手工作坊的年代,这个数目简直难以想象。故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说:“然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

  那时流行一种说法:只要滇东北的银和铜三个月运不出来,大清国就要陷入经济危机。可见国之倚重。

  明末因战乱和开边贸远洋通商,白银开始大量流失。至清初,白银紧缺,明的“银本位”换成了清的“铜本位”。但国库铜料紧张,甫立之大清国的“铜本位经济”危机愈甚。

  因倭寇海盗活动严重,郑成功占居台湾封锁东海,由日本海运进口的洋铜也越来越少,天朝闹起了铜荒,北京的宝源、宝泉两大铸币厂接近待料停工。清初爆发过一场“收购废铜,偷工减铜,禁民间用铜,以铜抵税抵粮”运动……至慈禧末期,清廷还惦记过东川铜。当时京城府库制钱几乎全空,紧急着办地方解铜一百五万斤制钱。

  缺铜就无材料铸钱,无钱发放,则整个国家的财政体系“银根”就相当紧。朝廷啥招都使出来了。然终非长久之计。此时不光中央铸造钱局如此,各地方铸造钱局也同样如此。那时的铜料价扶遥直升,已达“每百斤铜值银11两”的程度,兑换上清廷规定一两银当一千文铜钱,而实际民间只能兑换到812文。

  到后来这成了地方财政发财的好机会:东川铜以每百斤九两四钱向八省采办和中央财政收取,而只以每百斤四两的低价向矿厂收买,去除马帮人工运费后,朝廷政策允许中间巨额差价由地方大员自由支配,大发横财。

  那时经历了康乾盛世中的康熙朝后,天朝物产丰饶,但货币的总发行量不够,相当于今天的“M1”(狭义货币的供应量)“M2”(广义货币流通总量)发行流通量都不够,不少地方出现了以物易物现象,甚至出现了京城御林军都无钱发放军饷几致哗变的事,严重影响了国家、民间商贸。

  负责采办洋铜的八省官吏都把眼光投向了云南,奏请雍正帝采办200万斤滇铜救国库之急。东川府铜立即成了维系大清帝国经济的命脉。随后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滇铜上京”就拉开序幕。每年400多万斤滇铜由会泽递解上京,后来递解滇铜出省越来越多,每年达633万斤,完全取代了日本洋铜,支撑了其后乾隆盛世的经济发展。到乾、嘉年间,最高年份时东川铜的生产,已可达千万斤之多,湘鄂川黔等八省都来采办铜料。

  这造就了明清之际的“滇铜甲天下”现象,云南的产铜量占全国的80%,而东川府出产的铜占全省的72%。当时会泽是滇铜的最大集散中心和铜产品加工与铸币中心,是当时中国名副其实的铜都。民间也有人大铸私钱,类同今天的印假钞,抓住了要杀全家。

  因解铜之路遥远而艰险,成本颇高,朝廷又特许在昆明、会泽开炉铸币。雍正十二年,在会泽设宝云局,设炉28座,到乾隆十八年设宝云新局,设炉50座,年铸造铜钱33万余串。于是会泽因押解国库需铜和铸好的铜钱上京入库,而成了中国最大的马帮集散地,那时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靠马驭。出会泽北上,即很快进入“乌蒙磅礴”的艰险山路,远远马铃声响过,近闻铜串钱响,这是很多年里西南的崇山里常见的一幕。

  这种成群结队穿行在京滇之间的、有大队官兵押运的解钱解铜马队,功用类同于今天的银行戒备森严的解款车。也是那个年代最著名的也是规模最大的多个民营官办“运输公司”。这个大规模由马帮背夫解铜运京的著名场景,在中国历史上演了200多年。

  后来通川水运经常沉船,官府投入十余万两整修金沙江50余处险滩,开凿会泽通往金沙江的小江汇合处的象鼻岭,这里,是诸葛亮南征孟获五月渡泸的地方,也是马可·波罗南游中国进出云南的地方。

  资源枯竭后转型

  今天“铜都”的风采消失了,往昔的辉煌只存在于纸面和人们记忆中。

  经商周秦汉四朝的开采,森林砍光,泥石流到处都是,东川矿区不适宜人类生产居住,因此到了唐宋之后此地550年无人居住,直至明清炼铜后才重新有人类活动。

  休养生息到明清,再经两朝持续400多年的开采冶炼,人们几乎砍光了附近的森林,挖遍了那里的大小山川。就是到了现代,会泽、东川一带,植被也稀少、泥石流灾害严重,各有199、107条泥石流沟,小江流域境内的会泽,被称为“世界泥石流博物馆”,蒋家沟泥石流已成世界泥石流经典地理样本。

  随着冶铜所需薪炭采伐运输距离越来越远,矿洞越打越深,铜料来源的成本也越来越高。每百斤铜4两银的收购价,已远低于生产成本。当时计算生产成本每百斤铜需5两多,而云南巡抚爱必达的调查,是需6两,但清廷只肯加四钱二厘二,做铜越来越没赚头,行业逐渐萎顿。

  到辛亥革命后,旧铜制钱被废弃,京铜停运,饷协无着,东川诸矿生产停顿。东川铜业开始走向衰败。

  1962年再投产的东川矿务局,40年中有26年亏损,国家补贴后累计亏损22152万。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国内铜价市场持续低迷,最终陷入了扭亏无望、资不抵债境地。会泽一度被国家列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后来仅存一家驰宏锌锗(600497,股吧)矿业公司,不过不开采铜矿了,而是铅锌矿。

  但作为历代东川府治所在,会泽古城留下了大量历史遗存,多省留下了会泽乡党会馆。据新中国初统计,会泽寺庙会馆遗留有108处之多。可见当年兴盛的程度。乾隆也曾亲笔为东川矿王庙题匾,推动“东川府”成西南经济重镇,“天南铜都”也因此得名。古城在明为木城、清初是土城,到清雍正10年完成了石城的修筑,惜新中国后被拆毁。

  云南近年提会泽是“中国青铜文明发源地”。仿明嘉靖年间铸重达41.5公斤的天下第一钱“嘉靖通宝”,在市政广场竖起了彩虹桥穿入超大铜钱的独特地方建筑,成为游人纷纷留影的一景,美其名曰“钻钱眼”,不过这可能是最不俗的“钻钱眼”了!

  会泽思谋打造铜文化旅游名城,搞矿冶文化“万里水陆联运银铜古道”旅游线路群。以先秦、两汉和明清代堂琅矿冶各重要采冶地为起点,以各矿冶运输路线为主线,以清代京铜运输路线为重点,规划最终达北京的万里铜运古航道。著名的茶马古道上京路线,基本重合在铜运古道线路中。此道因此兼有铜运和茶马古道双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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